互聯網醫療收費標準亟待法律規制

國家衛健委近日在青島召開“互聯網+醫療健康”現場會,通報了全國開展“互聯網+醫療健康”的有關情況,會上的一組數據十分惹眼:6376家二級以上公立醫院接入區域全民健康信息平臺;1273家三級醫院初步實現院內醫療服務信息互通共享;144個地級市實現區域內醫療機構就診“一卡通”;全國有超過4000家二級以上醫院提供分時段預約診療、候診提醒、檢驗檢查結果查詢等線上服務……

人民群眾獲得感明顯提升

這是2018年4月國辦印發《關于促進“互聯網+醫療健康”發展的意見》的階段性成果,也是互聯網與醫療健康深度融合的關鍵一步。“讓百姓少跑腿、數據多跑路”的承諾,在醫療領域逐漸兌現,老百姓看病就醫的痛點和堵點也正在解決,人民群眾的幸福感、獲得感明顯提升。

在現場會上,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規劃發展與信息化司司長毛群安指出,國家衛健委將會同有關部門繼續加強組織落實,及時總結分析推廣有益經驗,不斷完善支撐保障體系,深化“互聯網+”惠民應用,豐富醫療服務供給,推動優質資源下沉,以優異成績迎接新中國成立70周年。

為何在山東開現場會?毛群安給出的答案是:山東積極推進“互聯網+醫療健康”發展及健康醫療大數據應用,取得良好效果。希望山東利用其扎實的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設基礎,充分發揮好的示范帶動作用,持續推動全國有效落實“互聯網+醫療健康”的政策。

山東的成績名副其實,建立“五屏聯動”新型急救模式;開展住院病歷復印網上預約、物流配送服務,實現患者病歷復印“零跑腿”;474家醫院可通過銀聯、電子健康卡、微信、支付寶四種以上途徑實現“一站式”移動網絡支付……山東在“互聯網+醫療健康”便民惠民方面探索的腳步從未停下,其新型急救模式尤其引人關注。

云急救破解傳統急救難題

讓青島大學附屬醫院院長董蒨印象深刻的是,2018年5月,威海一名3歲女童被電動車撞倒,被送去當地醫院救治時,孩子已處于休克狀態,隨即被轉往青島大學附屬醫院。

轉送中,青大附院立即啟動應急預案,并建立包括手術室護士長、醫生、麻醉科的相關工作人員,以及孩子父親和救護車上醫生的微信群,及時分享影像學檢查結果。轉運的兩個多小時里,醫院提前知曉盡可能全面的情況,醫生、手術團隊則做好充足準備工作,節約了急救時間。最終,在醫護工作者通力配合下,成功救治了這名兒童。

董蒨十分感慨,如果院方沒有提前掌握情況并做好準備,很難挽救這個孩子的生命。

當然,這只是山東云急救模式的一個雛形。

記者采訪獲悉,基于“云急救”理念,山東開發“山東醫健通”服務平臺,統一接入各市急救中心“120”調度指揮系統,建立“五屏聯動”新型急救模式。

山東省衛健委主任襲燕介紹說,這一模式實現了患者一鍵報警、自動定位,大大縮短急救車到達時間,有效破解了傳統急救方式中醫務人員無法及時準確獲取患者地理位置,醫院無法及早獲取救治現場及患者實時病情信息的短板。

對此,襲燕進一步解釋說,云急救能通過圖像、視頻功能實現患者現場的病情和搶救措施實時共享,同時在急救車內發起遠程會診,便于網絡醫院及時做好搶救準備,指導路途中的救治。

據襲燕介紹,山東今年還組建了全省云急救志愿者服務團隊,患者報警時,1公里范圍內的云急救志愿者可以自動獲取患者位置信息,迅速趕到現場救援,為挽救生命爭取寶貴時間。目前,志愿者規模達到2.9萬人。

6省份建成省級監管平臺

去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促進“互聯網+醫療健康”發展的意見》(下簡稱《意見》)。《意見》就促進互聯網與醫療健康深度融合發展作出部署,明確了融合發展的重點領域和支撐體系,也提出了安全監管的硬性要求。

其中關于如何監管,《意見》要求,出臺規范互聯網診療行為的管理辦法,明確監管底線,健全相關機構準入標準,最大限度減少準入限制,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確保醫療健康服務質量和安全。另外,《意見》還要求“互聯網+醫療健康”服務產生的數據應當全程留痕,可查詢、可追溯。

如何監管互聯網+醫療健康?襲燕指出,山東的解決辦法是上線省級互聯網醫療服務監管平臺,與互聯網醫院登記機關對互聯網醫院實施共同監管,該平臺可面向各級主管部門、醫療衛生服務機構或平臺、醫療衛生服務人員,提供注冊備案服務、監督管理服務、動態監測服務。

記者注意到,目前已有浙江、山東、廣東、四川、云南、寧夏6個省份建設完成省級互聯網醫療服務監管平臺。

當然,國家衛健委在監管過程也發現了一些問題。毛群安特別提到,其中之一就是“互聯網+醫療健康”服務價格如何確定。

對此,北京中醫藥大學法律系醫藥衛生法學副教授鄧勇博士告訴記者,互聯網醫療的收費標準確實是個敏感問題,需要盡快從法規層面明確并加以規制。比如經醫院申報,并由相關的物價部門進行審核,允許醫院按照物價部門審核的標準收取一定的費用開展互聯網診療活動。

在鄧勇看來,開展互聯網醫療還需要特別注意以下問題:一是醫務人員利用互聯網提供信息咨詢時,要厘清醫生在醫療機構的職務行為和醫生作為個體進行診療咨詢服務的界限,這不僅涉及醫療服務合規性問題,也涉及發生醫療糾紛后的責任承擔問題。二是注意患者的信息安全和醫療數據保密問題,相關醫療機構及平臺方要妥善保管患者信息,不得買賣、泄露患者信息,對此都要加強相關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