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稅專項扣除的下一步期待“就業激勵”

2018年的中國經濟釋放出諸多積極的改革信號，其中個人所得稅減免和專項抵扣便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成果。通過稅的“減”與“退”，增強百姓獲得感，讓改革舉措得民心。2018年改革實施首月，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從每月3500元提升至每月5000元，全國個人所得稅減稅316億元，有6000多萬稅改前的納稅人不再繳納工資薪金所得個人所得稅。2018年10月領取工資薪金所得在兩萬元以下的納稅人，減稅幅度都超過50%，占稅改前納稅人總數的96.1%，減稅金額達224億元，占當月總減稅規模的70.9%。

2019年，子女教育、房租房貸、贍養老人等6項專項附加扣除并擴大中低檔稅率級距落實后，全年預計減稅總額6600億，是原稅制下稅收總額的三分之一，是實實在在的稅收紅利。稅制改革以后，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費能力相應提高。

當前，提振居民消費已經成為“穩增長”的必然選擇和社會共識。我國居民消費的現狀是，高收入群體收入高但邊際消費傾向低，低收入群體邊際消費傾向高但收入無法滿足消費需求。中低收入人群的持久收入水平不提高，各類消費刺激政策缺乏支撐。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持久收入，釋放消費潛力，可有效刺激內需。

從國際經驗來看，各國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普遍較大，“無形之手”難以帶動低收入人群收入快速增長。通過政府的“有為之手”，大規模對居民進行現金轉移支付是目前各主流國家提升低收入人群收入的有效手段。根據OECD國家經驗，通過再分配政策使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平均下降0.2左右(從平均0.5左右下降至平均0.3左右)，其中四分之一歸功于個稅抵扣和抵免，四分之三歸功于政府對居民的轉移支付，能有如此效果，主要是因為再分配政策使低收入人群獲益程度遠遠高于其它人群。

我國再分配規模和制度創新上均存在短板，初次分配后的收入差距不能得到有效調節。根據財政部公布的數據測算，包括社保支出在內，我國政府對居民的現金轉移支付僅占GDP的9.5%，遠遠低于OECD國家平均的21%。當前我國對低收入群體的現金轉移支付以“低保”制度為主，農村特困人員救助供養、傳統救濟、醫療救濟等為輔，但額度偏低、覆蓋面窄。

如何給居民大幅現金轉移支付?避免福利依賴是關鍵。目前發達國家普遍采用“就業獎勵”的方式。大量研究發現此類政策有效地避免了福利依賴，福利和激勵可兼得。

“就業獎勵”即政府根據有勞動能力的低收入群體的就業狀況或勞動收入發放獎勵，在不削弱其就業激勵的前提下增加其收入。目前全世界至少有22個國家和地區正在實施此類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國家的“就業激勵”以個稅為抓手。如美國的勞動所得抵免、英國的“工作家庭稅收抵免”、新西蘭的“獨立家庭稅收抵免”等，均基于“負所得稅”的理念，向高收入家庭征稅，同時以稅收抵免的方式對低收入家庭進行轉移支付，即對于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家庭，不僅不征稅，政府還根據收入水平對家庭進行不同程度補貼，為防止負激勵效應的出現，補貼方案的設計保持家庭總收入(家庭收入+補貼收入)隨家庭收入上升而上升。

因此，“就業激勵”比本輪稅改提高起征點和增加抵扣更進一步，對難以享受抵扣優惠的低收入人群，基于其收入進行補貼，即低收入人群的稅率為“負”。如美國的勞動所得抵免，覆蓋美國三分之一家庭，其中低收入家庭受益率最高。另外，“就業激勵”也可以降低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波動，提高預期收入，增加消費。

本輪稅改增加個稅減免和抵扣等手段主要獲益人群是中等收入群體，但規模龐大的低收入人群從此次稅改中受益不大，如在專項抵扣的基礎上進一步走向“就業激勵”，則可以大幅增加對低收入人群的轉移支付，提高他們的收入，大幅促進消費。

綜上所述，2019年1月1日開始的個稅抵扣體系為后期實施“就業激勵”政策，即大規模針對中低收入家庭實施轉移支付做好了前期的制度安排，這是真正值得期待的大變革，對中國經濟潛在的影響力不容低估。

為探索和積累在中國大幅增加對家庭現金轉移支付的經驗，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團隊在過去4年多的時間里，采用隨機對照實驗的方法，開展對低收入家庭勞動收入進行獎勵和以提高落后地區教育質量為目標的有條件現金轉移支付實驗，即“勞動收入獎勵計劃”和“青少年教育促進計劃”。實驗結果顯示，兩個田野實驗項目對低收入勞動力的勞動供給、勞動性收入和學生學業成績方面均有顯著效果。

2019年，中國經濟要逆流而上，必須解決痛點。減貧和縮小收入差距將是促進消費增長和經濟轉型的關鍵。以個稅改革為起點，進一步鞏固、優化和擴大對家庭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讓有消費意愿的中低收入家庭有錢可花，中國經濟遇到的很多困難也會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