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前副行長警告：多邊主義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貝特蘭·巴德雷

當前多邊主義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而金融資本主義也是如此。民粹主義政治運動和疫情引發的全球經濟災難表明這兩者都只是擴大政治和經濟實力的杠桿，而非實現穩定的支柱。

隨著世界奮力克服新型冠狀病毒危機，重整多邊主義的和改革資本主義已經成為關鍵任務。我們需要把這兩者變成新動態價值創造系統中的力量倍增器，但是首先需要重新定義它們的基本目的和底層原理。

當前這個由二戰勝利者們構想的多邊主義架構旨在防止全球沖突(借助聯合國)，組織集體防御(例如北約和現已失效的《華沙條約》)以及支持經濟重建和發展(馬歇爾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它在全球范圍內建立了整個游戲的通用經濟規則。

但是這種存在有限邊界且受管制的資本主義形式很快就遭到了抨擊，主要火力來自于那些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們——他們擁護有利于金融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議程。商界和學界都接受了這個新正統理念，而該理念也從1970年代至今成功占據了全球經濟理論的制高點。它的其中一條核心支柱——單純以“股東價值最大化”為目標的企業治理——成為了無可置疑的真理。

然而事實證明戰后多邊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是會相互強化的，因為兩者都是基于通常會導致“贏家通吃”后果的各類關聯，或是展現出一種偏幫那些擁有更大權勢者的系統性偏見。無可否認，這種圍繞權勢構建的多邊主義協助打造了全球的長期相對穩定，而芝加哥學派的政策藥方也為金融帝國的擴張和新中產階級的崛起創造了條件，既使數千萬人了擺脫貧困，也令一些個人和家族占有了不可計數的新財富。

但這并不意味著這種安排對于整個社會都是最有效的。縱觀歷史，各種剝削制度都建立過諸多帝國并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同時卻在人類福祉和社會資本(信任，社區凝聚力和集體行動能力)方面表現得一塌糊涂。這些制度的垮臺代表著道德上的進步，因為它讓我們可以迎來一個實現人權和共同繁榮的新時代。

為了使多邊主義和資本主義恢復其合法性和廣泛吸引力，我們必須將它們重新塑造為多個相互依存和互惠的體系。這方面一個很好的起點就是重拾被廣泛視為歐洲統一之父的羅伯特·舒曼(RobertSchuman)的愿景——他在二戰后提出歐洲應當以團結與互惠的名義放棄強權政治。這一遠見奠定了自羅馬帝國以來從未出現過的歐洲和平與繁榮時期，也表明盡管互惠手段存在諸多缺點，但在實現集體目標方面還是比實力政治更有效。

為了應對新型冠狀病毒危機，許多企業都在準備采用新的公司治理和創新模式，并著眼于以有價值的事務為導向的價值創造，從而為舒曼式的改革議程添磚加瓦。商界已經意識到為利益相關者解決問題的做法要比不計后果最大化股東回報更好。

而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也不再停留在愿景層面。商界領袖和投資者正在發起并加入多個令人振奮的現實倡議，這些倡議將提高那些長期被忽略的參與者在企業決策推演過程中的地位。最重要的是一些富有前景的新經濟思想學派正在接受測試并用來轉變商業和金融領域的價值創造模型。比如由牛津大學學者和瑪氏公司內部智庫Catalyst共同創建的“互惠經濟學”課程目前已被納入了牛津大學，巴黎政治學院和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學習計劃。而各方對哈佛商學院的影響加權評估項目，影響管理項目以及其他倡議的熱情也在日益高漲。

越來越多的企業領導者，投資者和教育群體中對這些新手段表示支持，因為它們可以使企業在不犧牲績效的情況下解決其運營所在地生態系統中的關鍵社會和環境挑戰。越來越多的行業領導者意識到企業的存在目的不是為了犧牲人類和地球的利益來賺錢，而是針對共同的問題去開發有利可圖的解決方案。

正如企業和金融機構需要改革其模型以維護自身價值并維持績效一樣，多邊體系和機構也必須重新定義自身以促進和平與共同繁榮。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都有機會——以及迫切的責任——去在危機期間將以有價值事務為導向的條款附加到相關緊急政策中，并將多方利益相關者的觀念融入到重啟經濟的工作中。

這么一個基礎廣泛的態度轉變可以帶來系統性的變革，同時還能鞏固商業的本質屬性：冒險進入未知的區間去兌現那些未知的承諾。

作者簡介：

貝特蘭·巴德雷，世界銀行前常務副行長，Blue like an Orange可持續資本CEO;羅納德·科恩，Bridges Ventures前董事長，波特蘭信托基金董事長;布魯諾·羅奇，瑪氏公司前首席經濟學家，互惠經濟學課程的創始人兼執行董事。

呂多維克·蘇布蘭，安聯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安東尼奧·魏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Mossavar-Rahmani商業和政府研究中心研究員。

出品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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