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群:錢要用在刀刃 債務風險雖上升該投還得投

金立群：有些國家之所以發生債務問題，是因為在資金的使用效率方面沒有做得很好。我們的意見就是，盡管有債務危機，該投資的還是應該投，應該借的還是要借，問題是錢是不是用在刀刃上。

“當我被推舉為首任行長時，我的想法是先要把這五年做好，而不是考慮將來能不能連任。不管第二任行長是不是我，我都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僅限于五年，把出現的問題交給別人解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行長金立群說，“我們開發機構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做實實在在的工作。我不是要靠別人用做出多少規模來評價我。”

7月29日下午，剛剛成功連任的金立群在亞投行新總部大樓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表示，他的心愿始終是給由中國倡辦的亞投行打下一個扎扎實實的基礎。28日，亞投行第五屆理事會年會選舉金立群為第二任行長，第二任期將于2021年1月16日開始。

亞投行由中國倡建，總部位于北京，2016年1月16日正式開業。過去四年，亞投行成員已由開業時的57個增至103個，覆蓋亞洲、歐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六大洲，已經為成員提供了近2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

談及越來越大的“朋友圈”，金立群說，當前超過100個成員的規模(編者注：21個意向成員國，82個經核準的成員國)已經“不小了”，未來可能還會增加一些，“但我不認為我們會發展到像世界銀行那么多的成員國數目。”在他看來，亞投行的意義并不在于成員數的多少，當前的全球代表已經很充分了。

“我現在非常擔心的是，這么多國家來了，我們沒有給他們做什么。現在我們才涉及24個國家、87個項目，總計196億美元。”金立群說，“而我們核準的成員總共有80多個，把那些發達國家排除掉，還有非洲、拉美、中亞、中東歐這些區域的國家，要滿足他們要求，不是一兩年可以解決的。”

自成立之初起，金立群就一直說，亞投行不是挑戰、替代、顛覆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ADB，亞開行)，而是對它們的補充。“我們實際上想要解決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金立群舉例稱，亞投行在創建時就并未考慮設置“軟貸款”窗口(concession window)，因為世界銀行和亞開行已經有了。

金立群指出，設置“軟貸款”的多邊金融機構在扶貧領域的投入力度較大，而留給基礎設施的資金就比較少了。因此，亞投行聚焦基礎設施和其他生產性領域就可以對世界銀行和亞開行的投資進行補充。

不過，金立群也說，盡管亞投行不是“軟貸款”的窗口，但如果有國家愿意提供軟貸款資金，亞投行可以把這部分資金拿來放入長期貸款之中，以減輕借款方的還本付息負擔。他透露，2016年，亞投行用中國、英國、韓國等成員提供的資金成立了“項目準備特別基金”。在疫情期間，在“新冠肺炎危機恢復基金”項下，亞投行利用“項目準備特別基金”成立了一個3000萬美元的特別基金窗口，以向符合條件的低收入成員提供減息安排，減低付息負擔。

談到未來計劃，金立群表示，亞投行正在制定機構戰略。他指出，爭取到2025年時，亞投行的年度貸款達到100億美元，應對氣候變化的融資占比達到50%。同時，在“后疫情”時代，亞投行將盡最大努力調動民營資本的發展。“我們給自己定了一個指標，要讓主權項目擔保和非主權項目擔保的比例達到50:50。”他坦言，受疫情影響，要實現這目標暫時有點困難。

“過去四年來，我們已經為這個由中國人倡辦的國際多邊機構建立了公信力，但是要鞏固這一種聲譽，還是要花力氣的，尤其是在遇到困難的情況下。”金立群說，只有在大風大浪之中、面對各種復雜的險情，依然能夠讓巨船保持前行的方向，這才是一名合格的船長。

要將業務擴大到醫療衛生領域

《21世紀》：如何看待“后疫情”時代亞洲經濟復蘇的前景?亞洲在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缺口是否會進一步擴大?在接下來的幾年，如何提高私營部門參與基礎設施投資的意愿?

金立群：現在，我們最大的挑戰是要控制疫情，為此我們采取了超常規手段，拿出130億美元建立了恢復基金。但是，由于我們不做政策貸款，也不做預算支持，這些需要大量的宏觀經濟學家，于是我們跟董事會商量以后決定，凡是這一類項目，就跟世界銀行、亞開行聯合融資，利用他們的技術力量，而我們自己培養力量做衛生方面的項目，我們已經開始做了。我們的員工很努力，學得很快，請了一些外面的專家，包括在中國的兩個項目，都是我們中國籍的員工做的。他們不是搞這個的，學得很快，做得很好。將來，一旦疫情被控制住，我們就要回到正軌的業務。政策性貸款的不會做了，但我們會擴大到醫療衛生領域，我也稱它為“社會基礎設施”，或者叫“軟件的基礎設施”。但在這方面的投入我們也是要保證適當的比例，主要還是會集中在交通、能源、供水、城市發展等方面，也就是“硬件的基礎設施”。

新冠肺炎疫情和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各種措施，使有些低收入國家的債務問題加劇，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政府又要提供巨大的財政支持來維持經濟。特別是，有些國家的經濟高度依賴旅游資源，游客沒有之后，旅游業、服務業、餐飲業、酒店業、娛樂業遭受重創。在這些行業中，企業的流動資金不夠了，但工資要發，房租要付，因此，很多政府都拿出了臨時的應對措施。今后，應當要更多地調動民營資本，用于基礎設施的建設，減少政府財政支出的壓力。我們會盡最大努力來推動民營資本的發展。我們給自己定了一個指標，要讓主權項目擔保和非主權項目擔保的比例達到50:50。但現在，實話實說，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要實現這個指標可能暫時有點困難，因為很多基礎設施項目現在都停工了，對我們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我們想做的是盡快應對局勢，比如，我們現在通過遠程工作的方式，盡量繼續推動項目的準備工作，繼續跟蹤已在執行中的項目進展。我們希望盡快恢復正常的業務規模。在疫情結束以后，我們需要加倍努力，彌補損失的時間。今后，在調動民營資本方面，我們要花相當大的力氣。

債務風險雖上升，但該貸的還要貸

《21世紀》：在全球債務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激增的背景下，未來是否會更加謹慎地評估項目的經濟性?在風險管控方面，亞投行將采取哪些新的措施?是否會適當降低當前的盈利預期向成員讓利?

金立群：第一，我們還是要加大力度，盡量減少新冠肺炎疫情給我們造成的損失。我們要通過保持最高的信用等級、做好資本投資、做好貸款的質量，從而增加我們的收益，這是我們需要努力達到的目標。我們也要注意這一個平衡：一方面要向借款國盡可能提供本比較低的資金貸款，同時要增加我們的收入，因為你不增加收入，你就沒有能力來這么做。另外，收入如果上不去，評級公司對你的展望感到悲觀，直接影響到你將來從國際資本市場上融資的能力。

第二，債務問題的出現并不是因為有些國家舉債，而是沒有把借來的錢用好。我記得我在1980年代剛開始參與工作時，國內對于我們從世界銀行借錢有爭論。有人說：“借洋錢修路、修港口、修碼頭，將來怎么還?把洋錢拿來，錢就往地上放，你怎么弄?”當時有些人認為，借來的錢只有修酒店，讓外國人來你付外匯券，你才可以還錢的。但中國怎么樣?中國借錢搞了基礎設施，大概到1990年代中期，經濟就起來了，因為物流效率提高了，外資就愿意到你這里來投資了。因此，中國并沒有因為借錢而陷入債務危機，因為我們借錢是來投資的，不是來維持高消費的。

有些國家之所以發生債務問題，是因為在資金的使用效率方面沒有做得很好。亞投行有責任在給它們提供資金時保證資金能夠提高它們將來的創匯創收的能力、提升經濟發展的能力。這筆錢投下去不僅不會增加債務負擔，反而能夠減輕他的債務負擔，把它的GDP的基數搞大了以后，債務的比例自然就降下去了。國際投資者如果對它們的前景看好，就會有資金流入這些國家。因此，我們的意見就是，盡管有債務危機，該投資的還是應該投，應該借的還是要借，問題是錢是不是用在刀刃上。

已準備好提供13種當地貨幣融資

《21世紀》：IMF近期在一份研究報告說，美元在貿易和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很可能會放大“新冠危機”的影響。你如何看待美元主導地位對新興市場經濟的影響?你去年提到，將提供包括5種新興市場貨幣的本幣融資方案。能否介紹一下這方面的進展?

金立群：我昨天(7月28日)在作理事會的工作報告時告訴他們，我們現在可以提供13種當地貨幣的融資，但不是說現在已經提供了13種，而是從財務方面已經做好了準備。比如，向中國提供的24.8億元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資金，用于北京和重慶兩個城市，這是我們通過發熊貓債提供的。但人民幣是國際貨幣一攬子中的一個，所以它跟一般的當地貨幣還是有點不一樣。印度、印度尼西亞等成員提出了本幣融資的需求，俄羅斯已經獲得了我們發放的盧布貸款。我們可以提供13種貨幣是因為我們適應借款國的要求。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美元作為國際結算主要貨幣之一的地位是不會變的。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幣在國際上使用的廣泛性會越來越高，歐元等其他貨幣會有一個很正常的發展趨勢。

《21世紀》：國家主席習近平說亞投行應致力于服務所有成員的發展需求，對于那些特別困難的，但遭受美國制裁的那些國家，比如說伊朗，亞投行可能向這些國家提供資金嗎?

金立群：第一，從我們的章程來講，我們不接受除聯合國安理會批準的制裁以外的任何國家的制裁，這是我們的一個基本原則。第二，如果我們不接受單個國家的未經安理會授權的制裁，我們對某些國家提供了或者某些國家中的某個企業或機構提供了資金，會影響到我們銀行的正常工作，從而影響我們在其他的國家的投資，那么我們就得謹慎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