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的野心：對中企用各類"組合拳" 借中資讓印度偉大

有件事初次聽來可能略覺荒誕：中印關系遇冷，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專業機構的業務卻有所增加。

原因也容易理解，在印度出臺各種政策對中資實現“法律合圍”的情況下，不少中資企業陷入在印度的法律和財務糾紛。

印度的政策“說變就變”，但很多企業對上下游產業鏈的投入以及尚未履行完畢的合同卻不能立即終止，即便是決定退出印度市場，也需要走完漫長的法律程序。

而對于那些無法立即放棄印度市場的企業而言，如何繞開印度法律對中資的限制，除了在規劃階段要大費周章，更難受的是可能需要找印度當地的合資伙伴，通過出讓部分利益，來避免印度政府的反制。

可能這局面不是中國網友們想看到的，然而事實如此。畢竟中國企業在印度已有數百億美元的投資和利益，日后可以不再加碼，而現有的存量不是說斷就能斷的。

從縱容民眾公開打砸中國產品，到官方封殺多款中國App，印度政府可能給外界留下全面打壓中資、中企的印象;實際上，對于不同的中資、中企，印度政府的相應策略也是有區別的。

印度打出“組合拳”

自2020年3月以來，印度接連出臺了各類“組合拳”，在各個領域對中國背景的企業進行限制：

而中國企業在印度的利益版圖，可以簡單分為對印度出口貿易(中國是印度最大的貿易伙伴，也擁有較大貿易順差)、在印度進行工程項目的承包和施工、互聯網及應用出海，以及在印度和本土設立的工廠(如汽車、機械、電子、太陽能等)四大類。

對比印度政府針對中國企業的“組合拳”，不難看出，前三類是受到印度直接沖擊和影響最大的行業，而第四類即在印度設立工廠的中資企業，雖然由于疫情和上述清關、進口限制等原因受到影響，但目前印度政府尚未直接針對此類企業出臺直接的限制性政策。

加上印度前國家安全顧問納拉亞南(M.K.Narayanan)于8月3日在美國媒體節目中表示 “印度無法完全切斷與中國的經濟聯系”，他還稱“兩國不是敵人”，這就讓人不由產生了疑惑——難道印度對中資的態度是“打一巴掌，給一個甜棗”，或者就是“精神分裂”?

其實這可以歸結于印度對中資的“兩分法”：即區分在印度設廠的中國家電、汽車、機械制造等需要投入大量真金白銀創造很多就業崗位、且不能說撤就撤的實業投資，和“輕裝上陣”，甚至不需要在印度設立實體就能吸引百萬級乃至千萬級用戶的App這種互聯網投資。

而對于中國在印度的工程類企業，印度政府則將其視為來賺印度錢的“包工頭”， 并有“店大欺客”之感，認為中國企業不干自有其他國家的工程企業搶著來干，因此對中資工程類企業“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多有歧視性政策。

區別對待背后的圖謀

印度自2014年以來，一直推行“印度制造”計劃，最近又提出了“自力更生”計劃，也就是印度希望在工業領域發力，提振經濟的同時創造就業，成為全球制造和出口大國。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雖然近來以Facebook、Google乃至KKR資本為代表的美國企業，向印度通信企業和科技領域下了超過200億美元的重注，但終究美國是無法幫印度搞工業化的，而中國在制造業方面，不論從經驗、技術、資本還是管理，無疑是一個理想的學習對象和可依賴的合作伙伴。

根據商務部的數據，中國對印投資已超過80億美元，在印完成基礎設施建設超過500億美元，為印度經濟發展發揮了巨大的積極作用。

但在印度政府的“兩分法”看來，一方面中國企業在印度設廠還不夠多、產能轉移和本地化程度還不夠全面，中國品牌在行銷印度、占據市場領先地位的同時沒有給印度帶來相應的就業和利稅;另一方面，中國通過質優價廉的產品，在兩國的貿易中享有巨額的貿易順差，而中國的工程企業由于“基建狂魔”這一全球無與倫比屬性帶來的經驗和施工效率，也從印度手中賺取了大量的訂單和外匯。而中國的互聯網企業，更是基于在中國試驗、運營的經驗，在出海印度后，獲得了大量忠實用戶。

由此就不難理解印度政府出臺上述“組合拳”的動機，即希望取“軟硬兼施”的策略，對中國企業進行“過濾”后挑選出可以“深耕”印度市場的企業，并再行“同化”此類中國投資。

具體而言，對于實業，印度政府的最優目標是希望中國找印度本土企業合資，和印度企業進行深度綁定，如此就可以繞開未來種種諸如政府采購限制、抵制中國貨等煩心事，但這樣勢必會減少中國投資者的自主權。雖然這樣才會讓印度上上下下放心，但中國企業很難接受，并且實際中找到合適和靠譜的合作與合資對象也非常難。

印度政府的次優目標則是希望通過關稅、進口限制及本地生產補貼，以吸引歐美工業巨頭乃至用“挖墻腳”的方式拉攏因全球產業鏈重新布局而退出中國市場的那部分外資企業到印度，從而倒逼中國配套廠商同樣在印度加碼，實現印度的工業化升級。

對于App這種輕資產的行業領域，印度的態度其實從去年20國集團大阪峰會上的表現就可見一斑。

印度在數據自由流動問題上持保守甚至是反對的態度，強調應當將數據存儲在本地。印度政府甚至認為數據跨國間的分享與流通“嚴重阻礙發展中國家從數據貿易中獲利”，而發展中國家需要時間來訓練、建設數據基礎設施，從而克服數字經濟上的短板，只有這樣才能營造數字經濟領域的公平競爭。

這就不難理解印度為何會不經事先通知、聽證等法定程序，直接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將擁有數千萬用戶的中國App直接封禁。因為從其“二分法”出發，其首先認為中資App在為印度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以及在印度創造的就業和利稅，與其從印度市場獲取的利益相比嚴重失衡;再次，其認為與其把中國背景的App搬到印度來，還不如投資于印度本國的App，比如接受巨量中國風險投資的印度國民級應用Paytm及Zomato等，都沒有在此次封禁名單之列。

而對于全面限制中資參與各種類型的政府采購項目，我們不知道印度政府有沒有考慮過一個問題，即中國工程類企業的報價相比于印度本國和歐美日韓企業，一般都是價格最低，且經驗和資歷也是最為豐富的。并且在國際招標中，有中國投標者的存在，勢必對其他投標者產生壓力，他們為了中標，只能降低報價。

但本政策一出，不難猜想，缺少了作為“攪局者”中國企業參與的招投標項目，印度的公共財政資金可能將為完成同樣的目標而付出更大的代價，而這部分代價最終到了誰的腰包，我們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