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榮譽教授傅高義：經濟特區是中國發展的先鋒隊

今天是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中國第一批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的日子。因改革開放而生，因改革開放而興——40年來，砥礪奮進的經濟特區創造了讓世界驚嘆的發展奇跡。廣大外國友人、海外僑胞是經濟特區建設的見證者、參與者和貢獻者。南方日報今起推出“外眼讀特”全媒體系列報道，專訪國際大咖，展現他們眼中的特區。敬請垂注。

傅高義(Ezra Vogel)已經90歲高齡了，但耳聰目明，壯心不已。他時刻關注著世界的動向，還聯合其他專家學者等發出公開信和聲明，呼吁美國與中國加強對話合作。

作為美國哈佛大學榮譽教授、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原主任，傅高義研究中國已經長達一甲子。這位中國的老朋友，見證并記錄了中國經濟特區的演變，撰寫了《鄧小平時代》《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等著作，被稱為“中國先生”。

走遍了深圳、珠海和汕頭等經濟特區的傅高義，用流利的中文告訴南方日報記者，40年來，中國經濟特區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以深圳為代表的經濟特區是中國發展的先鋒隊。沒有改革開放，不會有經濟特區的設立;沒有經濟特區的先行先試，中國也不會有這么巨大的進步。中國經濟特區的發展路徑，值得一些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借鑒。”

在新的時代，經濟特區如何“特”下去?傅高義給出的建議是：繼續發揚敢為人先、勇于探索的精神，為中國科技創新和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強的特區支撐。

談經歷

“沒想到特區會發展到今天這樣好”

南方日報：您到過廣東三個經濟特區，這是一個怎樣的經歷?

傅高義：迄今為止我到中國大概有30多次，期間經常到廣東。早在上世紀80年代，我就走過深圳、珠海和汕頭，當時完全沒有想到這些特區會發展到今天這樣好。

我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是在1973年，那是在尼克松訪華后、中美關系開始解凍的背景下。我作為美國國家科學院贊助的代表團的一員，在兩個星期的時間里，去了廣州、上海、蘇州、南京、北京等地方，主要對恢復交流和開展科學合作等進行了討論。

那時交通非常不便，我們從香港坐火車到廣州，差不多要一天時間。中途我們在深圳休息吃午飯，深圳還只是一個小縣城，很落后。廣州的情況好很多，但路上還有馬車和拖拉機。在這之前我對中國已經有所了解，因此對眼前所見并沒有感到特別驚訝。

后來之所以能深入走訪幾個特區，源于上世紀80年代初的另一次交流活動。當時廣東省與哈佛大學所在的馬薩諸塞州建立了姐妹關系，我隨州長一起到訪廣東，有領導邀請我寫一本對外介紹廣東的書。1987年，我應邀到廣東，足足待了7個月。為了保持客觀性，我自費跑了廣東70多個縣，也走了深圳、珠海和汕頭，掌握了大量的一手素材。當時沒有第二個外國人有這樣的機會，我感到更有責任把廣東的發展實情提供給西方的學術群體，于是在1989年寫成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

看特區

深圳發展速度在世界上獨一無二

南方日報：您如何評價深圳等經濟特區的發展?

傅高義：40年來，深圳、珠海、汕頭等經濟特區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深圳可謂獨一無二，短短40年就從一個貧窮的小縣城崛起為實際管理人口超過2000萬的大都市，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發展得這么快。從一開始，深圳在四個經濟特區中就格外耀眼，它的面積最大，受重視程度也不一樣。由于深圳靠近香港，更能感受到香港經濟增長的刺激。對一些中國人和外國人來說，深圳實際上成了經濟特區的同義詞。

中央對深圳的大力支持;深圳與香港密切合作，并有效借鑒香港現代化的經驗，開展城市建設、引入加工制造業、發展出口貿易等;廣東、深圳有一批敢闖敢試的干部，同時集聚了全國大量人才，包括大學畢業生、工程兵等，這些都是深圳成功的主要原因。

廣東三個經濟特區的發展水平各不相同，但各有各的特色，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它們的區位、資源和條件不一樣。

南方日報：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經濟特區發揮了哪些作用?

傅高義：沒有改革開放，不會有經濟特區的設立;沒有經濟特區的先行先試，中國也不會有這么巨大的進步。

經濟特區不僅要開放市場，而且要嘗試新的體制機制，是試驗田和窗口。當時中國絕大多數地方還怕市場經濟，覺得這就是資本主義，有很多爭議。中國對外開放沒有經驗，選擇離北京較遠、有海外資源的沿海小區域進行試驗，風險相對可控，成功了可以在國內推廣，失敗了影響不大。結果非常成功。這個過程當中，一些干部敢于擔當，頂著質疑和批評，探索了很多新的做法，貢獻很大。

中國當前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深圳為代表的經濟特區是中國發展的先鋒隊，其經驗做法也推廣到了中國各地。這充分說明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通過改革開放，同樣可以較快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推動工業化和現代化。中國經濟特區的發展路徑，值得一些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借鑒。

論中美

不能不合作要想辦法合作

南方日報：在您的研究中，中國、廣東占據了相當大的分量。

傅高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并沒有多少人看好中國，也很少人研究中國。我是學社會學的，1960年從日本做完研究回到美國后，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一位教授建議我研究中國，說做得不錯可以留在哈佛教書。我接受了他的提議，從此與中國結緣。中國是個人口大國，歷史悠久，相信中國會成為很重要的國家，應該多了解。

那個年代，美國有關當代中國研究的資料非常少。中國大陸還沒開放，要想研究中國，一般會去兩個地方，一個是香港，另一個是臺灣。我選擇了離大陸更近的香港，我認為在香港了解到的信息會相對客觀，而且當時不少人從內地去到香港，便于采訪。

我本希望能做一些中國城市和農村的實際研究，但很難搜集到詳細的地方資料，除了廣東。因此我決定不研究整個中國，而專門研究廣東。我在香港待了一年，閱讀《南方日報》等中文報紙，同時采訪在香港的廣東人。1964年我回到哈佛，開始寫書，在1969年出版了第一本關于中國的書籍——《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

我研究中國，當然希望跟中國建立直接的關系，希望中國開放，希望可以到中國認識朋友，互相交流學習。

廣東是中國的“南風窗”，是我研究中國的起點，也是我最熟悉、最有感情的地方之一。在廣東我有很多老朋友，我也很喜歡吃潮州菜、廣州菜。

南方日報：您曾聯合其他專家學者發表了題為《與中國為敵適得其反》的公開信，以及抗擊疫情的聲明，呼吁美國與中國加強對話合作。

傅高義：華盛頓的一些人提出所謂的“對華接觸政策失敗論”。實際上，我們參與寫公開信的人都知道，自建交以來，中美兩國的接觸合作取得了很大成功，對中國、美國和其他國家都是有益的。

目前中美關系確實十分緊張，但我覺得沒有達到新冷戰的地步，仍然有很多聯系，并不像沒有建交之前幾乎沒有任何接觸。

世界聯系越來越緊密，全球化是大勢所趨。民族主義、孤立主義，不適合世界發展的要求。中美不能不合作，當然現在的確不容易，有很多困難，但還是要想辦法合作。中國有許多人希望合作，包括知識分子、商人、華僑、留學生等，我們十分愿意和他們交換意見，商量解決問題的辦法。美國政府現在比較極端，希望他們能更多接受專家的建議。希望兩個國家能通過協商，管控矛盾、保持友好。

話未來

為中國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強特區支撐

南方日報：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之際，中國改革開放如何再出發?經濟特區如何“特”下去?

傅高義：中國正在不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覺得首先要持續打造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的營商環境，提供平等的機會和待遇，進一步實現公平競爭、內外一視同仁，從而加深與全球經濟的聯系，對接全球優質資源。其次，有必要繼續加大力度尊重、保護知識產權，提升科技創新水平。

與40年前相比，深圳、珠海、汕頭等經濟特區已經不再那么特殊，可以說完成了階段性的使命。那么新的使命是什么?面對國際上逆全球化、民族主義、保護主義抬頭的趨勢，經濟特區在全球經貿、產業、技術和文化等交流合作方面有豐富經驗和扎實基礎，應該發揚敢為人先、勇于探索的精神，想辦法找機會，不斷擴大國際交流合作，為中國科技創新和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強的特區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