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懼逆風回頭浪 高質量高標準建設自由貿易港

“因改革開放而生，因改革開放而興。”1988年4月13日，海南省和海南經濟特區正式成立，32年來，從建省辦經濟特區到建設國際旅游島，再到全島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無數個“海南時刻”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歷程中的生動剪影。

6月1日，《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以下簡稱《總體方案》)正式公布，確定將海南自由貿易港打造成為引領我國新時代對外開放的鮮明旗幟和重要開放門戶。

習近平總書記近日對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在海南建設自由貿易港，是黨中央著眼于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為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新發展作出的一個重大戰略決策，是我國新時代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一件大事。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對接國際高水平經貿規則，促進生產要素自由便利流動，高質量高標準建設自由貿易港。

在當今世界正經歷新一輪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特殊時期，在海南建設自由貿易港有哪些重大戰略意義，《總體方案》有哪些亮點重點需要關注，對不同類型的市場主體又有怎樣的助力?人民網財經專訪多位專家學者，解讀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的意義與方向。

著力打造新時代對外開放的鮮明旗幟和重要開放門戶

今年春節以來，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與此同時，當今世界正在經歷新一輪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經濟全球化遭遇更大的逆風和回頭浪。

“此時公布《總體方案》彰顯了我國進一步擴大開放、更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堅定決心。”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接受人民網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總體方案》通過對標當今世界最高水平開放形態，將海南自由貿易港打造成為引領我國新時代對外開放的鮮明旗幟和重要開放門戶。

那么，同樣站在制度創新的高地，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有何不同?

上海財經大學自由貿易區研究院院長趙曉雷認為，自貿試驗區的核心功能是制度創新，在此進行適應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實踐探索和制度創新試驗。而自由貿易港是在自貿試驗區率先建立與國際投資和貿易規則相銜接的制度體系基礎上實行高水平的開放，更突出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目標，通過一系列優惠政策以及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實現最大限度自由便利。

“我們深切領會到黨中央決定在海南建設自由貿易港意義重大、影響深遠。”6月2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何立峰在人民日報署名文章中指出，海南自由貿易港的建設是探索和推進更高水平開放的戰略選擇;是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代要求;是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大舉措;是旗幟鮮明反對保護主義支持經濟全球化的實際行動。

何立峰在文章中指出，在海南建設自由貿易港，就是要用實際行動向世界表明，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就是要以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支持和推動經濟全球化，為維護全球自由貿易、完善全球治理體系、加快世界經濟復蘇注入新的動力。

以“自由便利”為核心構建海南自由貿易港政策制度體系

從經濟特區到國際旅游島，再到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南具有實施全面深化改革和試驗最高水平開放政策的獨特優勢。

“《總體方案》相較之前的自貿試驗區方案，有較多亮點。主要體現在，一是建設全島封關運作的海關監管特殊區域，對貨物貿易實行以“零關稅”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安排;二是逐步建立與高水平自由貿易港相適應的稅收制度;三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作有效的自由貿易港治理體系。”趙曉雷表示。

為建立與高水平自由貿易港相適應的政策制度體系，《總體方案》從貿易自由便利、投資自由便利、跨境資金流動自由便利、人員進出自由便利、運輸來往自由便利、數據安全有序流動等11個方面，共推出39項具體改革舉措和制度安排，同時分步驟分階段安排了2025年前、2035年前的重點任務，對組織實施提出了明確要求。

“一系列改革舉措要求在自貿試驗區貿易投資便利化基礎上實現‘自由化’，在商品和要素流動層面以及制度層面將涉及更深層次、更高水平的開放。”趙曉雷說。

在商務部研究院產業國際化戰略研究所所長崔衛杰看來，《總體方案》的亮點還在于開放水平更高、創新力度更大、法治保障更強、稅收制度更實、治理體系更優。與此同時，自由貿易港作為當今世界最高水平的開放形態，要對標新加坡、迪拜等國際知名自由貿易港，建立與高水平自由貿易港相適應的政策制度體系，形成引領全球高水平開放的生動實踐。

優惠政策推動各類要素便捷高效流動

除了總體要求和制度設計，《總體方案》中還包含諸多“真金白銀”的優惠政策。

如實行“零關稅”清單管理;放寬離島免稅購物額度至每年每人10萬元;實施外國旅游團乘坐郵輪入境15天免簽政策;對注冊在海南自由貿易港并實質性運營的鼓勵類產業企業，減按15%征收企業所得稅……

崔衛杰認為，一系列優惠政策將在投資空間、經營成本、經營環境等諸多方面帶來大量利好。

“例如，投資空間更大，在旅游、現代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等領域的投資機會增多;經營成本降低，低關稅帶來的生產資料成本的下降、低稅率帶來的要素成本降低、金融開放帶來的資金成本下降等;高水平的開放政策制度體系、特殊的稅收制度安排、高效的社會治理體系和完備的法治體系等。”崔衛杰說。

此外，推動建設高水平的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還要進一步釋放海南資源效益。而制度創新，正是破題關鍵。

據官方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海南每平方公里土地產出的GDP只等于廣東的1/4，不足新加坡、香港2018年的0.45%、0.69%。

“這需要把潛在的巨大資源優勢轉化為現實的增長動力，關鍵是制度創新。此外，還要把緩解短期經濟下行壓力與中長期發展相結合，加大戰略性、基礎性領域的投資力度。”遲福林說。

“而以貿易自由便利為目標的海關監管制度創新;以大幅放寬市場準入為重點的投資自由便利制度創新;以擴大金融開放為重點的跨境資金自由便利制度創新;以加快開放的人才政策為重點的人員進出自由便利的制度創新;以高度自由便利開放政策為重點的運輸往來自由便利等無疑是制度創新的關鍵。”遲福林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