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記“黃瓜院士”侯鋒：吃上兩元一斤的好黃瓜 不要忘了他

最終，侯鋒選定了山東省的寧陽縣作為黃瓜良種繁育基地。小小試驗田里“扎花隔離”的精細操作，顯然不適合制種基地大規模生產要求，他又摸索出一套“網室隔離雜交制種”技術。“簡單來說，就相當于用紗網在地里支個‘大蚊帳’，不讓昆蟲飛進去授粉。”陳正武介紹說，“這就比拿紅線線一點點把父本、母本扎起來要省工多了，農民也好操作。”

侯鋒為繁種制種費心費力，換來的卻是質疑。彼時，他已經擔任天津市農科院副院長一職，卻總有人當著他的面說：“你搞這些沒什么水平。”侯鋒的回應是：“解決生產問題就是水平”。

1985年3月，中共中央發布《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科研人員搞生產經營不再是受人非議的“不務正業”。侯鋒決定趁勢創業，做體制改革的“吃螃蟹”者，他砸了自己和愛人在課題組的鐵飯碗，“不要國家一分錢”，創建了自負盈虧的天津市黃瓜研究所。

他想好了，研究所不僅要培育良種、建制種基地，還要搞種子全國銷售網，讓有需要的農民都能種上優質高產的新品種，也讓千家萬戶都能吃上便宜可口的好黃瓜。

黃瓜所成立了，侯鋒和呂淑珍更忙了。“老兩口沒有家的概念，后半輩子80%的精力都放在了育種基地。”陳正武說，自打他1986年來到黃瓜所，就跟著侯鋒、呂淑珍下基地。從天津到山東寧陽，要開三天三夜的車，白天趕路，晚上“走到哪兒住哪兒”，就為了在播種、授粉、采種這些繁種制種的關鍵時間點上，趕到農戶身邊，指導他們生產。

在基地，一間小村屋一張硬板床，一天三頓面條，老兩口一住就是40天。沒人能看出侯鋒是拿過國家級獎項的大科學家。“他都是等農民忙完了一天的活兒，晚上才把人召集起來上課，講播種的注意事項、講怎么育苗、講紗網怎么扣。就在地頭講，用的就是農民的語言、大白話，一講能講到晚上10點鐘，嗓子都啞了。授粉的季節多熱、太陽多毒，老兩口連個草帽也不戴，就蹲在田里看著農民操作，手把手地教。”

技術有人教、產量有保障、收入又可觀，越來越多的農戶加入了制種隊伍，黃瓜所的制種基地面積不斷擴大，分布區域也不再局限于山東。

陳正武翻了翻當年的筆記本，上面清楚地記著，1992年黃瓜所在寧陽一地的繁種面積就達到了1745畝，而這個數字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還只有兩畝多一點。

“那一年，黃瓜所培育出了幾個新品種，種子的市場需求非常大，相應地，我們在全國各個制種基地的繁種總量也跟上來了，達到了10萬斤。”

站得高看得遠

種子制出來了，還得要賣得出去。從基地采回來的種子，在正式出售之前，要先經過晾曬。因為量太大，每回曬種子都能把黃瓜所前后院兒的地皮鋪滿。

要把這么多晾干的種子再回收起來，也是個不小的工程，落下幾顆似乎情有可原，但侯鋒不這么認為。

王全是現任天津科潤黃瓜研究所副所長，他還記得有一次，干種子已經收完了，侯鋒還拿著根笤帚苗兒，小心翼翼地摳出卡在地縫兒里的五六顆，托在手心里捧到他眼前，提醒他，“全兒啊，這還有幾粒種子呢。”

王全明白，侯鋒不光是怕浪費，他更怕這落下的幾顆被混入其他類型的黃瓜種子里，影響了產品的純度和瓜農種植的效果。

搞銷售，侯鋒也依然秉持著搞科研時的嚴謹。在他的推動下，黃瓜研究所的全國種子銷售網絡逐漸建立、完善。

當年，所里擺了個如今在中藥房才能看到的大柜子，上面密密麻麻排滿小抽屜。每個抽屜里都放著購種客戶的資料卡片，“按照侯院長的要求，無論多少，就算某個農戶只買了一包種子，也要建檔立卡。”所里研發出新種，還會按卡片上的地址，免費郵寄給老客戶試種。

因為品質過硬，黃瓜所的種子賣到了新疆、西藏，在全國各地結出飽滿翠綠的瓜條。這些優質豐產的黃瓜又被裝進菜籃，端上餐桌，成了中國老百姓“物美價廉、想吃就吃”的大路菜。

“黃瓜王”的名氣甚至沖出了國門。

1991年由侯鋒培育的中國黃瓜新品種被成功移植到美國，相關新聞登上了《世界日報》《費城咨詢報》等當地報刊的版面，報道贊美這些“漂亮、美麗、直溜溜的黃瓜”是“世界珍品”。

侯鋒是個視野開闊的人，他送所里的年輕人去荷蘭學習先進的生物育種技術，也歡迎國內外的同行來黃瓜所交流。1997年前后，陳正武曾經幫幾家外企繁育過黃瓜良種，但當這些企業的負責人和技術專家參觀過黃瓜所數千畝的制種基地，卻紛紛放棄了涉足中國黃瓜產業的想法。“他們覺得自己比不上、進不來。”

“我們一個小小的黃瓜所，在20世紀90年代，科技成果轉化率能達到100%，制種總量能達到整個歐洲黃瓜用種量的六到七倍。從1985年成立到20世紀90年代末，十幾年累計創造的社會經濟效益超過了50億元。這是個嘛概念?”親歷了黃瓜研究所發展全過程的高象昶至今還能復述出這組讓他驕傲的數據。

剛認識侯鋒時，高象昶還不太理解，為什么他對創業如此執著。直到這些年，高象昶看到“創新創業”“科技成果轉化”“育繁推一體化”相繼成了關乎國計民生的新聞熱詞，不由得感慨“還是人家侯爺站得高看得遠。”高象昶操著一口濃濃的天津口音，結結實實地比出個大拇指。

獎金不如黃瓜

隔空給老同事點完贊，高象昶忽然笑起來，“侯爺要是在這兒，今天咱采訪的內容有一半兒他都得給你‘砍’嘍!”

并肩戰斗了幾十年，高象昶連侯爺的理由和語氣都能模仿出來，“哪個搞農業的不辛苦?哪個搞科研的不嚴謹?成就都是屬于大家的，沒必要突出自己。”

當初，有出版社想給一批貢獻卓著的科學家立傳，聯系到在黃瓜研究所做辦公室主任的高象昶，希望他能提供1萬字以上的素材，介紹侯鋒的經歷和事跡。

高象昶整理出12000字的初稿，拿給侯鋒本人審核。侯鋒前前后后改了7稿，最后刪到8000字。“夸他個人怎么表現積極、怎么思想先進的，全刪了。”

高象昶覺得，侯鋒心里有一桿秤，中國黃瓜事業和農民的福祉分量最重、黃瓜所的發展和人才的培養次之，個人的名利輕得可以忽略不計。

1999年，侯鋒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好消息傳來，同事、弟子都替他開心，他卻像什么都沒發生過一樣，保持著原有的生活節奏：他還是一天到晚鉆大棚、蹲地頭、跑基地，圍著黃瓜藤打轉，每隔一兩年帶著年輕人研發一個新品種，幫農民解決一些實際問題。

2001年，侯鋒成為天津市科技重大成就獎首位獲獎人，獎金50萬元。同年又獲得天津市農業科學院特別貢獻獎，獎金100萬元。這150萬元他一分沒留，全部捐給天津市農科院，設立“侯鋒青年科技獎勵基金”。

他對百萬獎金的在意程度，似乎遠不如1997年在天津薊縣(今薊州區)貧困山區收到的一捧黃瓜。1996年，侯鋒帶著黃瓜研究所的同事在薊縣東部貧困山區的四百戶村發展日光溫室越冬黃瓜種植，助力科技扶貧、產業扶貧。

在山區搞反季節種植的難度很大，只提供黃瓜良種，侯鋒還不放心，就帶著專用的化肥、農藥，拉上植保專家一起下鄉指導農民。他甚至想過，要是越冬的黃瓜賣不出去，就由黃瓜研究所整箱買走，不能讓貧困戶為難。

1997年元旦過后，天津下了兩場大雪，山區的積雪更厚，四百戶村的溫室大棚出現了技術問題。侯鋒聽說了，叫上研究所的司機頂著雪往山上開。

“路那么遠、雪那么大，還走山路，多危險啊?那真算是生命危險啊!”王全到現在想起來還后怕，可他攔不住侯鋒。“他就是擔心黃瓜長不好，影響農民脫貧。”

到了山里，村民看到侯鋒頂著雪、貓著腰從矮小的門洞鉆進大棚，幫他們克服困難，感動得無以言表，最后還是捧出了自己種的新鮮黃瓜。“我們知道您不缺黃瓜，但這瓜您一定要吃，這是我們的一點心意……”

侯鋒當然吃了。一直以來，他最珍視的，就是農民的心意。

總會有人留下

侯鋒走了，卻留下了他心中的那桿秤。

因為這桿秤，黃瓜所的研究人員更關心的，是能不能培育出一個品種，幫東北的農戶解決越冬黃瓜在瓜價最高那幾個月歇秧的問題，而不是本年度在核心期刊上發表了多少篇論文。

“沒有農民找我們要論文，但總有農民找我們要品種。”研究員李淑菊曾育成津優48號、津優307號等7個黃瓜品種，都是在田間地頭聽了農民的意見，按他們的要求研究出來的。

“沒有百分之百完美的黃瓜品種。我們在跟農民打交道的過程中，會不斷發現問題，也就必須不斷改進、不斷創新。”天津科潤黃瓜研究所現任所長付海朋進所工作的時間比較晚，在業務上和侯鋒幾乎沒有交集，但他卻常常能從前輩、同事的身上，看到侯鋒的影子。

陳正武總說關節疼，一年中還是有大半年蹲在制種基地的紗網旁。李加旺如今已是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2014年退休之后，他又接受了研究所的返聘;同齡人都在朋友圈分享全家福、旅行照，他的相冊里卻滿眼都是黃瓜，唯一打過卡的“景點”就是大棚。

付海朋也像他倆當年心疼侯師父一樣心疼他們，“這么大歲數了，別老自己下地鉆棚了。”李加旺還記得侯鋒當年送他那12個字，回了一句，“不行，不進棚我就不會干了。”

聽了這個答案，付海朋知道，雖然侯鋒離開了，但總會有科學家，留在黃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