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歲職場歧視未解 延遲退休即將正式落地年輕人就業會更難？

“十四五”規劃綱要再次明確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具體原則，延遲退休已日漸臨近。“小步調整”可能意味著改革初期，臨近退休的人群，只會延遲一個月或幾個月

2020年4月20日，山東省濟南市，企業離退休(職)及遺屬人員和機關事業單位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發放時間提前

延遲退休即將正式落地。

3月12日，延遲退休實施原則公布。“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下稱“規劃綱要”)明確：綜合考慮人均預期壽命提高、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快、受教育年限增加、勞動力結構變化等因素，按照小步調整、彈性實施、分類推進、統籌兼顧等原則，逐步延遲法定退休年齡。

此前在2月26日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人社部副部長游鈞亦在會上透露，人社部正在會同相關部門研究延遲退休具體的改革方案。

目前，中國法定的退休年齡是男職工60周歲，女干部55周歲，女工人50周歲。不斷加深的老齡化是延遲退休的一大背景原因。根據聯合國《人口老齡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確定的劃分標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即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處于老齡化社會。

而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年末，全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為25388萬人，占總人口18.1%。其中65周歲及以上人口17603萬人，占總人口的12.6%。

其實，“十三五”規劃便已提及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彼時的表述是“實施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但由于種種原因，“十三五”并沒有付諸實施。如今，規劃綱要再次明確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具體原則，延遲退休已日漸臨近。

延遲退休將如何實施?在劃定退休年齡時會參考哪些因素?不同工種是否應確定不同退休年齡?圍繞上述問題，《財經》記者專訪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

退休年齡有一個從低到高的過程

《財經》：延遲退休已成定局。在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退休年齡是如何設置的?會參考哪些因素?

鄭秉文：我們可以先考察一下法定退休年齡的發展歷史。在社會保障制度出現之前，退休是個人決策和企業決策的結果，由供需雙方協商決定，國家層面并沒有制定全國統一的法定退休年齡。當時有的企業會建立雇主計劃，以多繳多得為原則，工人為了多掙錢，多得養老金和福利待遇，甚至工作到喪失勞動力才退出勞動力市場。簡單說，在社會保險制度誕生之前，全世界沒有國家規定法定退休年齡。何時退休是私人部門的事務，不屬于國家決策范圍。

而當社會保險制度誕生，法定退休年齡的設置也隨之納入考量。因為當政府提供一套強制性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要享受相應待遇就得有相應資格，其中，退休年齡便是一個重要資格，即必須制定統一的退休年齡，然后才能提供統一的福利制度。

直到19世紀，德國宰相俾斯麥成為社保制度的首創者。建立制度時，俾斯麥74歲，德國絕大部分工人都是70多歲才退休，根據當時普遍的實際退休年齡，德國制定了法定退休年齡，即70歲，所以最開始的法定退休年齡是70歲。其他國家在建立社會保險制度后也紛紛效法，因為同處歐洲，工人普遍退休年齡相差不大，所以大多數歐洲發達國家當時的法定退休年齡均為70歲。

但法定退休年齡確定后，工人和政府的博弈也隨之展開。降低退休年齡便是當時工人斗爭的一個目標權益。那個時候，歐洲國家工人運動占了上風，在后來的100多年的時間里，退休年齡一直下滑，從70歲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降到了60歲。直到英國撒切爾上臺，美國里根政府執政，這兩位保守主義執政者給福利制度瘦身，加上嬰兒潮一代的人口即將退休，養老金承壓，上世紀90年代，法定退休年齡才有了第一次提高。也就是說，法定退休年齡的設定沒有固定的公式，其實就是歷史傳統的演變結果。

《財經》：提高法定退休年齡阻力不小，當時并不是所有歐洲國家都能提升?

鄭秉文：是的，從70歲降到60歲容易，但從60歲提高到65歲阻力就很大了。當時，有十幾個國家長期不能提高退休年齡，只要一提高，不少企業員工便組織游行示威，最后基本都不了了之。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是另一個轉折點，再加上2010年歐洲發生主權債務危機，很多國家不堪重負，以希臘為典型的十幾個長期以來無法提高退休年齡的國家，才逐步提高退休年齡。

小步調整如何理解

《財經》：本次延遲退休的實施原則中提到“小步調整”，怎么理解?

鄭秉文：“十四五”、“十五五”后，中國勞動力短缺的情況會越來越明顯。然而，中國退休年齡是一條平滑的橫線，自1953年《勞動保險條例》出臺至今，沒有太大變動。所謂的“小步調整”，是指一年延遲幾個月，幾年加在一起才延長一歲。比如說男職工從60歲提高到65歲，不可能徑直宣布：20XX年，男職工的退休年齡為65歲，沒有國家會進行這種休克式的改革。

“小步調整”可以有三個方案，一種是一年延遲3個月，第二種是一年延長4個月，還有一種非常溫和的選擇：一年只延長2個月。這三個選擇里邊，我個人傾向于一年延遲3個月，既能在一定時間段達到提高退休年齡的目的，同時改革阻力也不會太大。這種漸進改革，對個人的退休安排、家庭生活和隔代撫養影響不大，感覺不明顯。對五六十歲的人來說，延遲退休的感覺被稀釋了。而對三四十歲的人來說，距離他退休還有較長時間，對其心里預期影響也不大。

《財經》：延遲退休年齡，不同行業的從業者會有不同的感知。知識技術型行業的從業者延遲退休，更能有效發揮其智識和經驗，但對于高危、高風險、高污染行業的勞動者，延遲退休則可能對其健康造成更大損害。你此前提到，實施同一法定退休年齡標準利大于弊。倘若不同行業設置不同退休年齡標準，有可能嗎?

鄭秉文：其實退休制度如何制定，我們可以參照發達國家的做法，他們并沒有根據不同行業設置不同退休年齡。此外，現在體力勞動和高危作業，各行各業都在大幅度下降，我們的機械化、智能化程度越來越高。法定退休年齡應該是統一的，但退休年齡的差異可以體現在行業里，也就是說，高危行業內部應該制定共同協議，規定該行業的退休年齡。

《財經》：什么樣的共同協議?

鄭秉文：這需要在退休制度中引入彈性機制，對高危行業進行單獨梳理。所謂彈性的退休機制，即在法定退休年齡的前后，各設定一個提前或者延后的退休年齡，形成一個區間。若選擇提前檔次，則員工將拿到的退休金少，選擇延后的檔次，則可多拿退休金。員工可以根據家庭情況進行選擇，如果家庭經濟緊張，又沒有隔代撫養的義務，就可以晚于法定退休年齡，多拿養老金。彈性機制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決高危行業的退休年齡問題。

《財經》：盡管在國外，為體現男女平等而實行男女同齡退休，但有學者調查研究顯示，中國在城鎮職工同齡退休意愿方面，無論男性或是女性，超過半數均反對男女同齡退休。其中，女性反對者約66%，是男性反對人數的1.2倍。主要原因是中國“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模式一時難以改變，女性需要承擔贍養老人、甚至撫養二孩的壓力。實質平等重于形式平等，男性女性是否確有必要同齡退休?

鄭秉文：男女同齡退休是一個大趨勢。我相信現在西方國家倡導男女同齡退休，未來中國也會是同一種觀念。此外，延遲退休是小步推進的，未來對女性的影響也不會很大。

從社會服務的角度來說，女性持家、甚至撫養二孩的壓力，隨著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和水平的提高，未來托育的普及率會越來越高，這些問題都會逐步得到解決。

從教育程度來說，目前高等教育已經實現普惠性教育，在未來半個世紀，受高等教育的人占比將越來越高，女性的觀念也會逐步改變。

再從人力資本的投入來看，如果退休年齡設置得比較低，人力投入成本估計很難收回來。從懷孕到三歲以前的學齡教育、3歲到6歲的學前教育、9年義務教育，社會和家庭投入的成本是巨大的。到高等教育階段，大學4年，研究生兩到三年，博士兩到三年，若還有更高的學歷要求，可能還會讀博士后，也就是說，一個勞動力至少29歲才能進入勞動力市場，推遲了7-8年，而人力資本的投入可能已經提高了幾十倍。

男女同齡是一個世界趨勢，其他國家能夠實施，中國也不特殊，中國人更勤勞勇敢。我們現在男女退休的平均年齡才53歲左右，跟美國平均年齡65歲相比，提前了10多年。

長期來看，延遲退休不會影響就業率

《財經》：目前在互聯網、金融等行業中，35歲是個坎。很多互聯網企業基本不接受35歲人群的簡歷，不少從業人士甚至在35歲之前就感受到壓力。35歲是很多人職業晉升的瓶頸期，一方面是延遲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時間，一方面不少人還面臨著職場的年齡“歧視”，你怎么看?

鄭秉文：你所提及的情況主要集中在金融、互聯網科技企業等，但“35歲是個坎”的現象會隨著人口老齡化的進程逐步變化。以航空服務行業為例，我們國家的空乘服務人員都很年輕，但是在老齡化比較嚴重的國家，空乘服務人員都是“空嫂”，甚至“空媽”。隨著老齡化的加深，就業的年齡門檻會逐漸放寬。之所以“35歲是個坎”，主要原因還是中國老齡化程度相較其他國家沒那么嚴重，35歲之前的勞動力規模還能滿足需方，如果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這個年齡肯定會往后推遲。

《財經》：還有部分人對就業問題提出了擔憂，主要是延遲退休會對青年就業存在一定程度的擠出。如何平衡?

鄭秉文：短期內，延遲退休對就業市場的影響是存在的。在改革初期，這個矛盾會比較明顯，確實會拉高青年失業率，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正視。但中長期看，這個矛盾會逐漸被時間稀釋掉。在理論上，目前還沒有英文文獻進行相關研究，但我們可以通過對比不同國家得出結論。最極端的兩個典型，美國的法定退休年齡目前是65歲，2027年將提高到67歲，實際退休年齡還會更高，但美國的失業率維持在5%左右。在美國，個人不提出退休，即使到了法定退休年齡，雇主也不能強令退休。再看男性60歲，女性58歲退休的希臘，失業率是美國的兩倍。這些例子都駁斥了延遲退休會提高青年失業率的說法，就業率從根本上是與社會整體的經濟水平相聯系的。